我们知道，公务员是受雇于纳税人的，政府掌握的财政收入亦全部来自纳税人，那么奖励公务员显然只能是纳税人意志的体现，否则即便奖金再少，那也理应不被允许。在代议制框架下，奖励公务员的计划和方案应该得到人大的批准，奖励实施情况也应该向人大汇报，并由人大进行效果评估。当然，人大可以通过立法的形式将符合特定条件的奖励行为交由政府部门来执行，但前提是必须公开透明，必须有严厉的问责机制相匹配。

    然而当下的现实情况却是：问责的乏力与奖励的泛滥并存。比如环保治理，环境被严重破坏不但没有乌纱帽之忧，反而有GDP政绩之喜；反过来呢？改善空气质量又能得到百万元的重奖。这就导致奖励与责任的严重失调，左边是政绩，右边是重奖，只有好事没有坏事，只有权利没有义务，这样的奖励仅仅限制金额，肯定不能令公众满意，因为原本就是谬赏。

    奖励公务员常常面对这样的悖谬：“应该”的行为受到褒扬，履行应当的责任和义务被誉为高尚，普通的职务性行为被加以表扬。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就因为奖励公务员的程序在合法性上先天不足。“奖励公务员必须经市人事局审核”，充其量只是一种内部控制手段而已，本质上依然是政府内部的自己奖励自己，于是奖金封顶的实际落实效果就难免不让人担忧。